「转」古代保密那些事儿｜穿越回宋朝，君臣上下皆重保密

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特别推崇宋代文明，曾说“天水一朝之文化，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”，又说“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天水一朝”（这里“天水一朝”是赵宋王朝的别称）。那么，经济文化繁荣的宋朝保密工作做得怎么样呢？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

皇帝高度重视保密

宋朝皇帝对保密工作极其重视。在人事方面，皇帝拜相封将，均严格保密。宋孝宗任命虞允文、梁克家为宰相，事前两人毫不知情，在朝会上听到圣旨，均惊愕莫名。宋真宗还曾对宰相毕士安、寇准明确提出保密要求：“枢密之地，尤须谨密，漏禁中语，古人深戒。”

在军事方面，厉行“将从中御”政策，对外出兵连宰相也不让参与，三省、枢密院“莫得与也”。

在外交方面，凡是与外国的交涉事宜，包括契丹、西夏使者的来访接待，均作为最高机密办理，两制、两省、御史中丞的侍从供奉之官均无权知悉或参与。若是谈论普通事务，官员一般不用回避，但皇帝的侍从必须退下，不准旁听。

南宋初年，京城杭州一度泄密案频发，宋高宗赵构亲自主持会议，分析研究对策。在会上，宋高宗认为泄密主要原因是主事者管理不严，宰相赵鼎认为是场所管理不够严密，监察御史田如鳌认为是承办人员不能保守机密所致。这是中国古代史上难得一见的一次最高层次保密工作会议，所提意见均有一定道理。

大臣严守保密纪律

据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，某高丽使者利用入贡机会，沿路搜集各地地图，到了扬州，时任知州借口要看其式样，将地图集中焚毁，让高丽人功亏一篑。即使如此，当时著名大臣欧阳修、苏轼、苏辙等均曾上奏皇帝，批评政府在图书管制政策上不够严格，导致一些敏感文字“传入虏中”“上则泄漏机密，下则取笑夷狄，皆极不便”。苏轼甚至还提出，若放开对高丽的书禁，“中国古籍山积于高丽，而云布于契丹”，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，“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？”

除了欧阳修、苏轼和苏辙的保密言论，还有其他典型例子。与范仲淹等一起推动庆历新政的韩琦是北宋著名宰相和政治家，他不仅恪守保密纪律，还敢于纠正皇帝在保密问题上的不正确意见。

庆历二年（1042 年），西北的一部分唃厮啰人归化宋朝。宋仁宗龙心大悦，下诏将他们安置在边境附近的永宁寨，并赏赐官屋以收贮财物。时任宰相的韩琦坚决反对，认为让蕃部居住边城不利保密，“未敢奉诏”。宋仁宗认为，唃厮啰人已经归降，不可失信，保密方面加强监管就可以了。但韩琦认为，监视仍旧难以做到万无一失，而且宋朝使臣到龟兹、唃厮啰时“亦禁出入”，远蕃于中国尚备虑如此，防微杜渐，我们岂可丧失警惕？最终，宋仁宗同意了韩琦的意见。

电视剧《清平乐》韩琦与宋仁宗剧照

北宋宰相司马光一向以沉稳著称，欧阳修曾称赞他“识虑深远，性尤慎密”。司马光曾就封建时代最为敏感的册立太子问题多次向皇帝进言，每次都是密奏形式，而且主动请求皇帝“焚臣此奏，勿以示外”。司马光50岁时，皇帝指派他负责接待外国使臣，他却主动请辞，理由之一是“禀性昏聩”，担心接待来使的时候，言语差错，“或漏泄机事，或抵触使人，恐贻朝廷之忧”。

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个性倔强，但在保密问题上也小心谨慎。《宋史》记载，宋神宗和王安石讨论保甲改革时，再三提醒王安石要小心处置，不得泄露，“此事宜缓而密”。王安石郑重表示：“此事自不敢不密。”

这里还要提到的是，在宋初编纂的大型官书《册府元龟》中，专设“慎密”一门，收录西汉到唐代的18个保密故事，并在开篇简要说明保密的重要性。司马光编纂的《资治通鉴》中也对保密问题一再强调。这都说明宋代保密氛围是比较强烈的，是当时官僚阶层的共识。

尽管宋代君臣重视保密，但注重把握好保密与公开的关系，认为公开、公正是君王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。宋代保密文化的基本点也正在于此。

来源：保密观